任志强着意打造房地产业“国策顾问”身份已很明显，这固然有“红色家庭”、“报效国家”的思想作用，也跟现实定位有关。任志强十年前曾在老华远创造过辉煌，独占北京15%的市场，是当时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老大。2001年，任志强以50岁高龄与华润分手，重新创业成立新华远。虽然“北京区县一级的房地产公司大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华远一家。能做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很不错”，但毕竟与当年风光不可同日而语。
对好胜的任志强来说，他需要为自己的人生找一个定位，做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是另一种方式的呼风唤雨，他也得心应手。
他对政治政策有敏锐的看法。毕京京记得郭庄插队时，17岁的任志强就说“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按“人七劳三”分配，就是你有一个人头就要分配粮食，占粮食配额的70%；劳动只占30%，老百姓说苦干一天，不如生一个肉蛋，肉蛋就是小孩，因为生小孩就有人头粮。
任志强曾对毕京京说：“你要批评这个社会，你必须掌握批评的武器。”任志强十七岁时就读马列书籍，比如《联共党史》，然后读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还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一些老政治经济学专家写的，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的一个简本。知青们当时每天早上4点半左右出工，晚上七八点才回窑洞。每晚任志强就点着油灯看书，他是知青中读书最刻苦的人之一。
苏小和《任志强的逻辑》一文中提及，文革中期国家恢复了一些旧读物，任志强当时接触到苏联第四代、第五代作家的作品，如《你到底要什么》、《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这些作品反映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一些变革，对国家制度提出了一些质疑。“我们开始设想了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任志强说。后来蹲监狱的一年多时间，任志强将《法学概论》读得烂熟，一些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养成了法学思考习惯。
任志强嗜读书，号称一天看六万字。他什么书都看，有时齐跃和任志强去打高尔夫，就顺手帮任拎一下球包，“哇，好沉！打开一看是一堆书，至少有十几本。晚上睡觉有空他就看。另外，任志强在飞机上基本上不睡觉，都在看书。”
既是“国策顾问”，又是“商人”，容易带来独立立场的模糊地带。我问任志强：“你的发言和文章是否带有开发商的利益呢？”任志强反问我：“开发商为什么不能带有自己的利益？你的概念错了。我如果仅仅站在开发商的立场，是政府无法接受的。我更多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上出发，政府才有可能接受，恰恰是不能在开发商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他在商人与学者间摇摆。黄怒波说：“我觉得，他做学者，可能比做商人的角色更清晰一点儿。因为做商人，得把公司做大。在这个方面，他比不上万科，或者后来的好多公司。当然他又是国企，这个身份就更怪。纯做学者，也没什么意思。任志强也是非常有个性、值得让人尊敬的一个人。我也不希望他改变，改变就不是任志强了。”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建设部部长俞正声曾说：“我怀疑他(任志强)能否在政策研究中放下企业家的嗜好，正如他能否在企业中放下他的学者情结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