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退出
万力的资金链是怎样被收紧的？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极其简单却又异常复杂。对于这家严重依赖民间信贷实现扩张战略的房企而言，楼市调控引发的民间信贷紧缩，自然是其资金面陷入困境的原因。但在众多复杂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这一紧缩过程，又绝非“债主要钱”那样简单直接。
尽管万力资金链的全面紧张，是在2011年4月开始才逐渐表露出来，但此前半年万力在股权结构上发生的剧变以及所遭遇的一个群体性事件，却已经为后来的资金困局埋下伏笔。凭借高利贷和来自业主的“输血”，一路膨胀的万力集团2009年以来在鄂尔多斯地产业界在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是不断跃升。可是2010年8月，万力的股东构成却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洗牌。
“说实话，万力到底有哪些股东，我们这些老员工也搞不清楚，更别说持股比例。我只知道，万力在初期大概有七八位股东，其中有煤老板、国资委的干部，还有邱总的弟弟和铁哥们。后来股东据说最多时有十几位。”赵海表示，这样的股权结构事实上对公司治理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一直都是邱总说了算，除了邱总的几个铁哥们，也没见别的股东参与公司管理”。
不过2010年8月的洗牌，却让万力的股东构成骤然明晰—除邱燕林外，股东只剩下一位煤炭矿业商人。
“股东们将万力当时还在建的几个项目分了一下，就散伙了，比如华联商厦以中庭为界，一半给了一位股东，剩下一半才是万力的。”孟然表示，关于此次分家的原因，外界也是猜测颇多，“我在公司内就至少听到过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房市利润太高，这些股东们也想自己出去单干；另一种说法则是邱总管理太专断，和别的股东产生矛盾，于是大家散伙。”一位万力前股东被问及分家原因时却声言：“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对万力而言，拿去一部分项目财产，并非是股东分家对万力的最大冲击，真正要命的是股东融资能力和人脉资源的大幅削弱，而这也成为日后万力资金问题的直接诱因。
“走掉的股东有做煤炭的，原来都是向万力注资的大户，如今一走，就相当于万力少了一大块关键时刻可以动用的资金来源。”不过，赵海认为更关键的是原有股东中下海官员的离去：“创始股东中有一位国资委出来的官员，虽然自己没出什么钱，但是人脉深，很多高利贷都是靠她的面子借下来的。项目办不下贷款，不少业主们也是因为信任她，所以也就接受了万力的替代方案。甚至许多项目也是靠她才能手续不全便开工。这样的人走了，你说影响有多大。所以后来我们再借高利贷，很多中间人就不放心而不给贷了。”
而在分家之后两个月的一次大规模业主维权行动，更是彻底动摇了万力在民间信贷业者中的信誉。是年10月，上百名万力丽景嘉苑的业主，因不满项目建设进度缓慢，竣工遥遥无期，一度包围万力总部，要求万力方面做出解释。孰料个性火爆的邱燕林却在与业主对话时，直接与业主对骂起来。一时间被激怒的业主转而前往伊金霍洛旗政府外示威，最终酿成了一次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而邱燕林却命令员工在现场套取示威业主信息，并强硬表示业主可能拿不到房子。
虽然在政府调解下，万力表示会在两月后交房，但示威事件本身以及万力秋后算账的举动，也让民间信贷业者对万力的信任大受影响。对此，赵海强调“鄂尔多斯是个熟人社会，很多人原来就是一个村一起长大的，万力粗暴对待业主的事情很容易就传开了，做高利贷的也怕万力耍无赖啊。”
“开源节流”
在今年4月鄂尔多斯市政府调控本地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出台后，一场更严峻的挑战向仍旧一路狂飙的万力迎面袭来。刘宇表示，早在去年十一月前后，他的部分开办小贷公司的朋友就已经对楼市产生担忧，并着手收回流向开发商以及购房者的资金。而4月政策出台后，这种担忧“在民间信贷圈赢得了更多的共鸣”。在这一局面下，万力从民间借贷的大环境已经严重恶化。
2011年第一季度煤炭价格的暴跌，更给了与“黑金”勾连颇深的万力以近乎致命的打击。“煤价一跌，万力搞煤炭的股东拿不出更多的钱，而那些从煤老板那里拿到资金的高利贷也拿不出更多的钱，这就相当于在节骨眼上，一下断了万力两条主要的融资途径。”陆一表示，尽管后来煤炭价格又从五月后开始回升，“但高利贷就像输血，掐了一会，你后面再补上，人可能已经不行了”。
“五月份以后，想借到新的款子简直是难上加难，甚至有的债主不仅不给新款，连原来的款子都要收回去。有些关系很深的高利贷中间人也跟公司说，不是不愿借，而是他们也拿不到更多的款子。”古兰表示，“原来万力借钱，上亿都不是问题，现在借个几千万都费劲得很，有次为了一笔几千万的钱，刘总都亲自出面。原来这样的借款，她是不怎么管的。”
雪上加霜的是，业已铺开的巨大摊子，使得万力难以有效压缩对资金的绝大部分需求。赵海就表示，到今年5、6月间，万力的部分工程项目由于进入建设高峰期，往往两三天内便需要投入上亿资金，“有一次，四天内光材料款就划出去几个亿”。
在此局面下，暂时中止部分项目的开发，也几乎成为万力断腕求生的唯一选择。而事实上，直到2011年5月，按当时万力的财务状况，如果迅速减少部分支出，那么避免今天的资金困局，也并非难事。古兰就表示：“虽然融资上有问题，但是按当时的资金回收速度，只要控制住部分楼盘的开发进度，万力也能够补上高利贷的资金缺口。”
然而后来的局势却证明，万力最终舍弃了“断腕求生”的“保守疗法”，而是选择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开源节流”之路。
“邱总的思路就是全力抢工期，尽快达到要求客户进一步付款的工程进度，然后和业主改合同，提高首付比例和代贷款利率，最后就是扣押全部员工工资。”回忆起当时万力的决策过程，赵海仍连称不妥。不过这一思路最终还是被付诸执行。
2011年8月，康巴什新区万力国际商业城业主金立被万力方面告知，原来由万力旗下小贷公司提供比照银行利率“代贷款”的协议将停止执行。随后，万力又在九月出台方案，向业主提供两种选项：要么享受万力降价10%的“优惠”，在50%首付的基础上再支付40%的房款获得房屋所有权；要么接受利率为三分五的新代贷款协议；如果业主两个方案均不接受，那么万力便会强制退房，并只退还首付本金。
对此，金立和其他业主均大为不满：“原来办不下银行贷款也就算了，现在又单方面更改合约，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合法。何况一个铺子都要300万，要一下拿出40%也根本不现实。”
同样感到不满的还有万力太阳城东区项目的业主，按照初始协议，业主首付10%房款，尔后根据工程进度，分别在地下二层完工、建筑至零水平线以及主体封顶时，分别交付10%、10%和20%的房款，其余由万力代为办理按揭贷款。然而今年九月，太阳城项目钢架结构刚刚搭建至第二层时，万力便通知业主封顶完成，要求业主交付相应款项，否则也是给业主强制退房。
根据孟然从昔日同事那里得到的信息，尽管遭遇强烈反对，但万力的“开源”政策仍旧效果显著，七八两月，万力集团每月回收房款数量都在9000万元以上，在全面更改合约条款的九月，万力回款数量更达到2.1亿元，如此回款效率在整个鄂尔多斯再也找不出第二家。
而截至2011年10月23日，万力员工在过去三个月中也未拿到一分钱的薪水。赵海表示，据他所知，万力的财务人员做工资表都做了五六次之多，但每次都被邱燕林退回来要求重做，“因为邱总觉得给大家扣的工资不够，工资太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