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集资建房联盟以1.0458亿元摘牌取得了位于温州市区上江路14号地块，同时宣告集资者可以以低于市价30%的房价即5300/m2拥有“居着有其屋”的梦想。虽然梦想成真尚需二年时间，但温州的集资建房联盟却能把房价下调了30%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
集资建房不是新生事物，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商品房概念还比较模糊时，一些大企业纷纷向政府申请划拨土地，用企业内部员工的集资款和企业或多或少的资金补贴，委托建筑公司建造集资房，以改善员工的居住条件，作为企业的福利和待遇，可见集资建房是商品房出现前，个人建房的衍生产物，是根植于集资者利益为出发点的集约建房模式，应该说目的是明确的---改善或提高居住条件+企业福利；环节是简单的---政府划拨土地+建房+分房；成本是直接的---建安费+税费。在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仍依赖政府、企业福利分房的情况下，能依靠集资者自身的力量使居者有其屋而达到改善民生条件，因此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由此，联想到中央政府也为了民生根本问题已持续三年的国家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是控制过快增长的房价，但三年来房价仍像脱缰的野马节节高攀。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都难以驯服的房市，而温州的集资建房联盟却春天惊雷般宣告：降服它了。这是为什么呢？
房价构成中土地的价格已占到50%以上，地价不降要降房价这是痴人梦话，是最常识的道理。难怪温州集资建房联盟在等了两年，先后参加了市区划龙桥、学院路等地块拍卖，最后因地价太高而放弃，而这块23亩地其他开发商认为无利可图而2次流标后，最终以挂牌价垂青了集资建房联盟。所以盟主赵智强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而也有了他们的成功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由此可见土地价格是源头，日益攀升的土地价格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因素，而宏观调整政策对土地价格的控制却言不由衷或束手无策，或许改革改到自己头上(土地由国家垄断)就手软了，而一味地在交易环节加重税赋，金融贷款加大成本，这些最终都转移到消费者头上，而忽略了源头的堵截。这难道不是造成宏观调控达不到“满意结果”的真正原因吗？
温州的集资建房联盟在土地成本中占了点便宜外，能使价格下降30%的还有开发商的利润，开发商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媒体炒得很热的福州政府公布房价构成成本，似乎想证明房价高的原罪在开发商。但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已有20年多了，开发商只要遵纪守法经营，追求高利润也是资本逐利性所决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供需关系是市场基本规律，房地产的供应量决定于土地的投放量，而问题是土地是由政府垄断的，政府仍在严把土地“闸门”，以2005年的温州为例，市区2005年实际登记销售量仅63.88万平方米，和市场需求预测量1000万平方米的比较是如此的悬殊，严重供不应求的房市那有房价不涨的道理。市场行情总是一波推着一波往上升，房地产开发的滞后性使得开发商定价出售时，往往价格已涨了几轮，显然开发商定价是根据市场行情即市场定价法，也不会去计算到底有百分之几的利润率来刻舟求剑的。但是集资建房联盟则不然，它是以成本法去定价的，所以集资建房联盟是赚取了市场升值的空间和市场高企的价格预期。在一个房价上升有潜力的市场，集资建房模式的存在和发展空间显然还是很大的。
一个计划经济之下的原始的建房模式，却在当今市场经济已比较充分的状态下复活了，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市场力量的对比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呼唤这股力量重生，宏观调控三年，大多是从政府的角度强制力的行政行为，而来自于民本的集资建房难道不可以做为一种市场调节的力量吗，在市场普遍预期房价高涨的今天，它起码可以起到平衡人们心里预期作用，实际上对抑制一味上窜的房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要求政府划拨土地集资建房，但集资建房应做为一种开发模式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来，我想不妨做为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种支持和补充，因为它更具渗透性和直接性。我们姑且不论集资建房在具体的操作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觉得做为政府部门，在遵照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给予集资建房更多的支持。
我们希望市场的力量能改变当今的房市格向，市场的力量也能使集资建房重生，也能使集资建房消亡。当集资建房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也是市场成熟价格平稳的时候。(朗兆房产专业机构 叶维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