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后职工安置问题和股权问题都可能是谈判的难点，北京作为首都，各项政策都很规范，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周德文说。
“在北京参与国企改制与其他地方的确有些不同，在其他省市，往往是改制企业主动找投资方先进行谈判，达成共识以后再报政府监管部门批准。北京这里的程序却倒了过来，是政府牵头，来推动企业进行改制。”周德文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跟企业的管理层谈过，不了解企业的想法，如果企业管理层的意愿和政府不同的话，恐怕操作起来会比较困难。”
“我们已经听说了北京‘水很深’”，一位随团而来的温州企业主对记者说，北京是“多头控制”，决策过程不同于地方政府。
对于具体的操作，温州人表现出了更为精明的一面。温州兴乐集团总裁虞文品表示：“我们肯定不会参股，因为国企的体制不够灵活。我们要么买下，要么放弃。”光上集团董事长何光善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面临国企信息披露不全，产权清晰与否、债权债务情况、职工安置、中高级管理层的意志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温州商人没有沉醉于“自我表达”中，一个证明是，他们此次进京带来了庞大的律师团。这个律师团由7家律师事务所9位律师组成。温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周庆春对记者说：“我们将为企业决策做出专业的判断。”
资本的未来
从“炒房”到“炒煤”，从制造业到高科技和文化产业，从小作坊到投资国企，都显现了温州巨额热钱急需出路的现实，也展现出温州资本十分清晰的运行轨迹。
2004年年底，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完成的“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报告显示，温州的民间资本已达2770亿元，年末将突破3000亿元；其中约有400亿元左右的资金是在企业必须投资之外的，属于游动资金。
权威统计显示，去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逐月下行，6月份月利率为9.62‰、比年初下降了2.5个千分点，已基本回归到2004年5月份大幅上涨前的水平。民间资本在温州当地的使用效率在下降，导致更大量资金成为游资。
周德文对记者称，目前温州民间的资金大约有3000亿元，加上在外地经商的温州人的3000亿元，总共6000亿元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
谈及资本的未来出路，周提及最多的词就是金融机构。他直言不讳：“温州人其实早已经瞄准了金融行业。”
早在2004年6月，由温州市9家企业联合组成的首家民营财团中瑞财团宣告诞生。但成立之后，中瑞财团可谓四处碰壁，目前能够开展的业务基本局限在房地产上，因而被学者称之为“温州最大的炒房团”。
“其中泰力实业等4家就还曾希冀发起设立建华民营银行，相关报告已经送达浙江银监局，但一直没得到回复。”周德文告诉记者。
周德文坦言，投资渠道的缺乏，是一部分资金热衷于短期投机的重要原因。
周德文说，“非公经济36条”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越来越看中。他谈到了自身感受：“非公经济36条”颁布后，全国各地代表团都涌到温州，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我也被26个县级以上政府聘请为经济发展顾问。”
近日从温州传出消息，温州将试点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试点公司首期吸收资本金最低为实收人民币5亿元，由温州市政府明确一个政府部门主管，组织、鼓励和引导辖区内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5至10家企业发起，采取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每个企业平均持股并享有同等权益。据悉，中瑞财团集团有望操刀试点。按照周德文说法，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不吸收居民储蓄存款，主要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周德文还透露，据他的了解，中央对民间资金的管理近期将有新的动作，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记者吴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