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进京城了，他们拽着上百亿的钞票，瞄着那些嗷嗷待“钱”的北京企业。
“我们来北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来赚钱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开宗明义。2月25日，由他带队的包括中驰财团、兴乐集团等温州65家企业财团，开始考察北京180家资产超过300亿元的市属国企项目、50家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以及部分金融项目。
这是温州商人第一次组团进京，在此之前，他们抱团征战，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生意做到了数十个国家。
围剿最后的“富矿”
因为蕴涵着“温州”、“北京”、“国企”三个敏感字眼，25日，在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举行的“投资北京-温州企业投资洽谈会”引来了近40家境内外媒体。
原定上午9点开幕的投资洽谈会，8点刚过就人潮涌动，到8点50分许，主办方安排的座位已经全部坐满，后到的参会人员只能临时在后排加座位。
面对台下的温州老板，北京国资委、中关村科技园及相关机构不惜口舌，“卖力”推介，使得午餐时间压缩到半个小时以内。
北交所有关负责人介绍，北京进入新一轮国企改制，涉及资产约1000亿元以上。北京此次拿出来对温州商人招股推荐的项目，90%为中小型企业，涉及到房地产业、酒店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十多个行业，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如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到今年底，北京市属二、三级国企中，具有改制条件的必须改制完成。
在周德文看来，通过产权运作进入实业可能是温州资本的“最后晚餐”，也是一个“富矿”。他说，由于目前在温州已经没有太多发展空间，土地、人力资源匮乏，所以必须走出来寻找新空间。此外在“炒房”和“炒煤”相继遭遇政策限制之后，温州的资本也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目前浙江的国企改制早已完成，因此只有在异地才能找到资本降落的平台。
早在前几年，就有不少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借上海国企改组改造之机提前进入到了国有企业。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兼并或收购了破产的上海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已经承包或租赁了效益差的国企，另有一部分企业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
“我们感觉北京其实并不缺资金，但是以往政府主导的国企改制，往往只改变了企业的股权结构，企业的国有性质并没有改变，希望通过温州民营企业的参与，给北京的国企带来新的机制，把企业真正引向市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薛梦说，另一方面，温州企业经过量的激烈竞争，也面对着产业升级，向其他领域扩张的急切需要。
周德文告诉记者，这次来不仅仅是针对改制的国企。温州民营企业此行目标有三类北京企业：一是和轻工业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二是高科技企业；三是改制的文化产业。
北交所曾经到过宁波、杭州、温州、萧山做项目推介，但温州商人反应最快，也是第一个组团到北京。
“看中一个项目，然后就快速跟上，狠狠的把握住，这就是温州人经商成功的独到之处。”中驰财团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志荣对记者说，他称自己的财团拥有9家高科技企业，此次来北京主要是考察北京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
“北京国企改制相对滞后，如今在全国还拥有庞大国有资产的省市已为数不多，因此，温州资本乃至全球资本想进入北京国企改革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说，他还揭示了温州资本进京的深层含义：此举意味着北京即将迎来国企改制高峰，标志着北京市属国企向民企开放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打开，向所有民间资本开放。
“这次投资没有资金限制，重要的是看哪些项目可以投，哪怕几百个亿我们都拿得出来。”周德文说。
从蜂拥到谨慎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但温州资本的逐利过程中，集体意识过于显眼，被套以“炒”字，遭到了大众与媒体的病诟以及政府的棒喝。
温州政府率先出台征收高达20%的消费税政策以限制购买第二套住房，这一政策如今为广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所复制；宏观层面上，国家通过“国八条”、提高房贷利率等举措控制房市投机和炒作。“温州炒房团”开始从全国各大中城市撤离。
与此同时，“炒煤团”也遭遇套牢。因为资源过度开采与浪费，环境恶化，事故频发，2004年底，山西开始了对于煤炭开采业的规范和整顿，做出了用10年时间淘汰全部小煤窑的决定，其中在2006年底全部关停9万吨以下小煤矿，而温州炒煤团所控制的煤矿大多集中在6万吨之内。
但温州人至今对舆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炒”字耿耿于怀，甚至讳莫如深。
中驰财团被传是个房地产的“大炒家”，但公司执行董事郑志荣对此予以否认，他对记者说：“我们财团都是做高科技的，实际上没有炒过房，那都是被人误传的。”
周德文同样为温州炒房团辩护：温州的企业家都是安心做实业的，真正炒房的只是他们的家属，如妻子、老人等，他们原本可能只是为自己的子女买房，但看到了房产市场不菲的利润，就向这方面投入了资金。
在经历了“炒房”、“炒煤”的境遇之后，面对情况更为复杂的国企，温州资本已经表现出谨慎的一面和更为清晰的思路。
周德文坦承，尽管温州企业有收购其他地方国企的经验，但来北京参加国企改制项目的确也有一些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