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邱与我差不多同时到加拿大，他聪明勤奋，运气也好，留学时一路奖学金，毕业后也很快找到一份“白领”工作，并顺利地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纸。但他有一个“怪僻”：与其他中国大陆“白领”移民不同，他工作多年后，仍一直租房，就是不肯买房。
谈起不买房的理由，老邱的解释也很“怪”——他既非缺钱，亦非攒钱另作它用，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就是不想让开发商和大银行赚这个钱。”
在老邱看来，靠开发房地产赚钱的开发商和靠房屋抵押贷款赚钱的大银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
噢，我忘了事先交待一句了：老邱常常自嘲，在中国时，他的经济地位是个“贫下中知”，但思想倾向却是个“右派”；在加拿大毕业工作后，他经济地位升至“小资”，思想倾向却转变为“左派”。
我知道老邱心路变化的由来。
其实，大部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自命思想“右倾”，但却是在住房公有制、单位低租分房的环境中长大的，而来到西方生活，他们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震荡”之一就是：再也没有“单位分房”了，欧美租房固然很贵，但买房的钱更是一笔天价，对刚刚找到工作的工薪阶层人士来说(不管“白领”还是“蓝领”)，用现金买房无异于“痴人说梦”，要想买房，唯一的选择就是向银行贷下巨款购房，然后再连本带利，偿还银行贷款。
老邱曾对我说过：“在西方，租房是向房东租房，买房是向银行租房。”他坚持不肯买房的逻辑是：虽然租房的租金也会占他日常花销的很大一部分，但如果买房，他就不仅会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盘剥对象”，而且还会毕生成为大银行的“还债奴隶”。
故乡不再温柔
西风东渐。老邱梦中的“温柔故乡”，如今也成了楼市开发商和大银行“跑马圈地”的赛场，而且这些年来中国城市新推出的楼盘，价格高得越来越离谱，一点儿也不亚于西方。新时代流行的一首“新民谣”这样唱道：“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中国房改所引致的社会新闻，虽然不像“死人送葬”、“大学生为筹学费而卖血卖身”等消息那样耸人听闻，但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和舆论关注，却丝毫也不亚于医改和教改。那首“新民谣”不仅把房改与医改和教改相提并论，而且把房改置于医改和教改之前，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最近京城某房地产大亨一句“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不仅引起中国网民的愤怒声讨，而且也促使官方“新华网”在显要位置推出火药味十足的“叫嚣房产暴利就是叫板和谐社会”的评论专辑，大概更能凸显这一点。
然而，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房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医改和教改。你可以说医疗卫生和中小学教育是公共产品，大学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完全任其在市场的波浪中自沉自浮、自生自灭，但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住宅却是典型的私人产品，迄今为止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实行住宅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非你想完全回到否认私有产权的计划经济时代，否则，你就不能一方面要求享有住宅房屋的私有产权，另一方面却要求国家公款为你的私人产权“埋单”。
通常反对住房商品化、市场化观点的理由之一，就是称住房市场化有害于社会公正。但中国实施房改之前的单位分房制度，更难说是一种体现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那时的住房制度，不仅有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行业差别，就是同一单位中的分房，也是完全按照官阶等级的差别分房。
例如，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区政府、事业单位、国营大企业，在分房的房源上，就有从富裕到紧缺逐级递减的明显差别，而北京有许多中小企业的职工，则基本上无法指望单位分房，更不用提那些根本没有“单位”的个体工商人员了。
不过，住房又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既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又是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贫寒之家可以不买珠宝、首饰，可以不买汽车、电脑，但却不能没有遮雨避寒的栖身之所；穷人无缘享受锦衣玉食，完全可以素装简衣、粗茶淡饭，但在建筑成本日增、却又刻意强调都市美观的中国城市中，即使是穷人，在住房上也没有太多的节俭余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论中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房产都日渐成为一种“把你腰包掏空”的高档商品。在老邱看来，西方的房产不仅要把你目前的腰包掏空，而且还要把你今后许多年的腰包掏空。
政府如何干预？
那么，对这么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是完全交由市场来摆布，还是完全交给国家来掌控，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呢？
从已知的人类实践来看，由国家完全调控、分配住房的尝试无一成功：权力分房制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正，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住房短缺。房改前的中国住房状况就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