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易宪容在加拿大心系中国房地产”，说的是易先生春节去多伦多度假的即时感慨。打开易先生的博客，发现从1月28日到2月6日共有四篇文章，皆是由多伦多房地产激发的对国内房地产的感慨与联想，其中第一篇写于1月28日，题目叫“多伦多的房子比北京价格低质量好”，从文字间看，好像易先生刚到多伦多几天，但命题却是结论性的。接下来有很多网友的评论，大致分为赞成的或反对的两派，言语上的势不两立，乃至人身攻击，让我想起了文革。
都说文革结束了，我不这么认为。
文革是一场群体无意识的思想骚乱，是对所有价值准则与道德标准的除根运动，是中华民族思维与心理的集体变形。而目前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文革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他们的集体变形，已经并继续对经济的增长模式、对社会心理与社会形态产生着巨大影响。不分析与反思这种影响及成因，所有的言语纷争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没有标准，没有共识的基本假设，所以各说各事，讨论的问题名义上是同一个问题，实质上完全两回事。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口，中国房地产也如此。真正的恐惧是迷惘，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群体性迷惘。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知识界扮演怎样的角色，令人瞩目。
在网络时代，固然每个人都可以发声，但话语权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平民化，“势”决定“权”，话语权也不例外。在这场话语权的盛世大演中，实际出演的有三类精英，其他多是看客。一类是政府官员，掌握着政策的解释权；一类是产业界人士，当然，常常是“成功人士”；还有一类是知识分子，来自学界或研究机构。政府官员尽管有话语权，但从根本上还是屁股指挥脑袋，对上负责的机制使他们的话语很难平民化、民主化，所以，他们的话语权局限在对政策的诠释与论证上，并没有普世价值；“成功人士”则更麻烦，对民众而言，这种成功从一开始就可能带有“原罪”，话语的可信度已打折扣，再因为“成功人士”的利益背景与利益诉求，在一个利益极不均衡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注定了民众对其话语的本能抗逆与情绪化误读；而来自学界或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则全然没有这种负担，在人们痛恨的权势与利益面前，他们的话语在民众的心目中自然有格外的优势，至少不“代表”谁，而越是这样，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与道德义务就越发重要。
对知识分子而言，话语权不仅意味着权利，同时也意味着道德与责任，“说什么”和“怎么说”都同等重要；如果知识分子不理性，民众也会跟着发狂。
来看看时下一场关于房地产行业的话语大宴就知道了。易宪容、任志强之所以被符号化，也许是他们当初在开辩时也未曾料到的。非理性的假设、话语的暴力、与民众情绪化的互动，使原本非常严肃而且关系重大的话题演变为一场超级女声的游戏。论者激愤，辩者刚强，尽管他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们已下不了台，还得持续说下去，否则，民众不答应，媒体也不答应。
相比任志强，易宪容有先天优势，因为他不“代表”谁，而任志强还没说话便已败了三成。搞策划出身的老潘深谙少讲话的道理，至多说“最怕”易宪容。读过易宪容文章或听过易宪容演讲的人都会对其结论式的话语留有深刻印象，从“警惕房地产要挟国民经济”、“房地产业是暴利行业”，到“房地产是泡沫，迟早要破灭”、“上海房价应该跌50%，北京房价应该跌30%”，每一次发声都是宣言式、结论性的，难怪易先生会问记者：“读过我的东西吗，怎么样，过瘾吧”。那么，这些结论的假设与实证性的推论呢？易先生说：“很多东西无需用深奥的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常识最重要。”给岳飞定罪时，听说过“莫须有”三个字，在文革中也听过。
所以，易先生就从来不解释什么叫“房地产”，什么叫“中国房地产”。然而，他理解的“房地产”和任志强理解的“房地产”是一回事吗？如果连最基本的假设都不一致，这种PK不是游戏，不是“话语暴力+话语暴利”，不是最大的话语泡沫又是什么呢？
易先生不是房地产专家，却是一个知识分子；易先生可以不懂房地产，但应该了解科学精神。从假设到推论，从推论到验证，从验证到结论，如果连最基本的科学逻辑都不承认与遵循，科学发展观恐怕要变成游戏观了。
在一个利益不均衡的时代，民众熟悉与敏感的不是“专业”，而是“现象”。越是如此，知识分子越有道德和义务去分析现象，发现本质，而不是滥用话语权，制造话语泡沫，误导民众意识，放大情绪化认知，加大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成本。
回到文章的开头，如果易先生真正心系中国房地产，就应该在多伦多呆上一些时日，像当年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那样考察加拿大房地产，写出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的好文章，相信大多数人都能读懂，也会真正地谢谢易先生。
这场游戏该结束了，不管对易先生，还是对任总。(杨乐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