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以租代征”突破建设用地总量指标控制，将使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针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本轮宏观调控的一大鲜明特色，就是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道闸门一起管。这主要是因为资本和土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两大轮子。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居中心主导地位。而土地为一切经济活动提供场所，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条件。对建设用地指标总量加以控制，对投资增长过快起到的是釜底抽薪的作用。
当前，宏观调控效果虽然已经显现，但是调控仍处关键阶段。新开工项目很多，新的投资规模依然居高不下，以投资求发展的冲动和欲望依然强烈，投资再度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如果“以租代征”任其发展蔓延，宏观调控无疑是失去了土地这道闸门，那么，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就有可能迅速反弹，那将意味着我们要为此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大的成本。
第三，“以租代征”不利于当地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当地区域经济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具体企业来说，追求的自然是尽可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加速规模扩张。但是，对于个体有利的，有时并不有利于局部和全局。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合成谬误。对于区域经济来说，土地成本、数量有时作为一道门槛，也不失为一个筛选高新技术企业的有效手段。刹车是阻碍车轮前进的，但是车子的前进，却少不得刹车的作用，这就是辩证法。辩证地看，利用土地进行筛选，反而会有利于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反，如果对于用地需求是“低门槛”式地有求必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那种占地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低效率利用。必然的结果是，过不了多久，将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当地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难以为继。
最后，政府主导下的“以租代征”，其实质是一种只顾眼前不顾以后的吃子孙米饭的短期行为。
在一些地方，“以租代征”是在政府直接参与主导下完成的，即“以租代征”不是发生在企业与农民之间，而是发生在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这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府是当地园区建设的主体，出于降低土地取得成本考虑，政府采取了“以租代征”；另一种是，农民出于风险考虑，不愿意与用地企业签订“以租代征”的“租赁合同”，而要求政府代企业出面签订，政府出于对GDP、税收等考虑，同意了。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政府主导下的“以租代征”的用地方式，其实质是这届政府“吃”了下届政府的短期行为。土地是这届用的，“租赁费”却是下届付的。政绩是这届创造的，代价却是下届承担的。所以这也是“以租代征”之所以会在一些地方成为用地潜规则的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