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分是刚刚被城市化的人们，他们买房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居住，能在城市安家，融入城市。无论是高端进入的高校学子，还是打工和失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对住房的“需要”非常强烈，但收入低，即使经过积累，现有购买力仍然很低。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化形势下，他们力量较弱，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不会对市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这批人只是极少数，那比较好办，让他们去住廉租房可也，就像美国等国家那样。但问题是他们已占城市的相当比重，并且将成为城市中的大部分人群，因此，他们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数，而是必须重视的“大多数”。
显然，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中国的城市化是农民工的城市化，如果二元社会结构持续存在，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在工资和福利体制上依然是“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身份认同，那么每年新增2000多万新城市人的同时，就必然同时新增了2000多万可能在网络和各种场合下指责和批评政府的庞大人群，这将是一件可悲而又可怕的事情。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民间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对房价上涨的声音。
但解决之道显然不在于一昧地打压房价，因为房价再打压，二元结构中的这大部分低端收入人群仍然可望不可及。比如，按照北京市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2000元左右，房价就是降30%～50%，绝大部分市民还是无法自行解决自己的住房；上海的房价每平方米从2万元降至1万元，前来抄底的一定还是高收入人群或境外资金，而不可能是城市中汹涌增长的低收入者。
过不在市场化还地于民方能治本
值得关注的是，收入分配问题的背后又与土地资产收益分配不公有关。本来，中国农民曾经有两次重要的机会可以分享社会经济繁荣带来的益处：一次是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工业化阶段；二次是当前的城市化阶段。但这两次都由于现行土地制度的制约，农民未能得到其中增值的收益，因而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获取低收益，最终滞留在低收入群体阶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最近做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有20%～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等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50%。另据学者估计，农民在土地的收益上已为城市化“贡献”近30万亿元。一些学者由此提出要“叫停城市化”、“反对市场化”。其实，问题不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土地制度。
因此说，目前房产市场已放开，但“地产市场”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就是说，房地产业的前端没有市场化。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要使房地产市场根本上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必须做两件事，相比之下打压房价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一是改变当前的二元结构，大力培育中产阶层，为此需要国家在户籍制度的放松、收入分配调控、打破垄断部门利益、遏制权力资本上做许多工作。二是放开地产市场，使之完全市场化。政府一手垄断土地交易市场，不仅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如果在交易过程中遇上贪官污吏在里面上下其手，最后这些人会一夜暴富，加剧中国的二元结构现象。
那么地产(土地)市场到底怎么放？又该怎样市场化呢？方案很简单：还地于民。把土地交给老百姓，特别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要交给农民。政府不再以庄家身份出现在土地交易市场，土地市场真正市场化。土地交给农民后，农民有了土地，可以由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卖，地产的供需情况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房地产的产品形态也将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房地产将进入健康的制度发展轨道。
对土地制度进行这样的根本变革会带来许多好处。第一，它可以使这项改革惠及中国目前最广泛也是人口最多的农民，缓解二元结构。第二，它对房地产市场大有好处。对土地制度进行变革、完全市场化以后，将打破政府一手包办土地市场的垄断局面，放开土地供应，房价就上不到哪里去。如果再配套一些政策，消除二元结构导致的经济背谬现象和房地产畸形，相信大多数人就能够买得起房子，开发商就会转而为大多数人造房子，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回到更加健康的轨道上来。第三是政府不再垄断土地市场，可以使政府专心致力于维护生态、改善环境、做好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发挥好公共管理职能。生态好了，环境好了，土地管理好了，土地就会升值，政府可以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获益；相反，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靠出卖土地发展经济，不注重环境，房价就会一落千丈，对地方未必有益。
在已经情绪化、泡沫化、庸俗化的中国住房争论热潮中，我们的确还需要理性地去思考这些深层次问题。(文/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