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苏州的经济实力很强，2010年的GDP排名全国第六，比这次榜上有名的重庆、厦门、沈阳都要高，但它只有3座摩天高楼，是否意味着摩天高楼与城市实力并没有直接关系？
宋刚：这个问题要从三方面考虑：第一，大部分摩天高楼“安家”在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城市，因为要有需求才有供给；第二，一些特殊的城市不一定“欢迎”太多高楼，如苏州，因为它是一座历史古城，很多景区周边都有限高要求，其他包括北京三环以内、西安古城等，也有严格的限高要求，不大可能盖摩天高楼；第三，就是城市本身的地质、配套条件。比如印度孟买，它是印度的经济中心，但孟买并没有很多摩天高楼，因为它处于沿海地区，地基特别差，想建摩天高楼也建不高。因此，只能说，大部分情况下摩天高楼的多少是跟城市的经济实力相关的。
羊城晚报：再说回苏州，古城限高，但苏州工业园应该不限高，为什么还是很少摩天高楼？
宋刚：可以这么理解，像苏州这样一座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城市规划导向方面，比较倾向于园林商务，所以即使是新建建筑，我们看到的也常常是青砖白瓦式的园林风韵，自然就高不了。其实，高楼特别多的城市，往往是新兴城市或者现代化城市，古城老城都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经济不强为何钟情“摩高”？羊城晚报：苏州是一个经济实力强而高楼少的例子，但是广西的防城港和贵州的贵阳，就是反例：经济实力几乎都排不上名，但都在规划摩天高楼(注：《报告》显示，2011年防城港规划528米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位居全国第七；贵阳2011年规划摩天楼17座)。
宋刚：防城港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战略考虑中来审视。防城港面对的是整片东南亚经济圈，也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大港，东进西出的桥头堡。如果环北部湾经济区能够发展得特别好，防城港成为环北部湾的中心城市指日可待，就有可能支撑它拥有摩天高楼。贵阳也是这类情况，作为贵州的省会，它正试图进行自我更新，另外贵阳本身也有一个特点，它是人多地少的山城，老百姓习惯于高密度、少阳光的建筑，所以客观上会催生摩天高楼。至于贵阳规划这么多高楼，数量上是不是有点脱离本身经济条件，则值得商榷。
“高楼指数”也是政绩工程？羊城晚报：影响一个城市摩天高楼指数的因素有哪些？
宋刚：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实力，经济实力越强它会越强；第二个是总部经济效应；第三个是负面影响因素，是否历史文化古城；第四是市民的心理习惯。比如说美国，它是“摩天学”的发源地，但是美国的城市结构并不是亚洲城市这样高密度发展的，美国人习惯于郊区化，所以美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是有一处高楼多一些的downtown(市中心)，但大部分地方还是扁平发展的，至今很多美国人还不习惯地下停车场，喜欢地面停车，所以美国的那种大型shopingmall(购物中心)很时兴，只有一两层楼的很大一片矮房，然后配一个很大的地面停车场。至今美国的摩天高楼数量也不过200座，仅相当于中国在建摩天高楼的数量；第五是政治方面的考虑，比如政绩的需要。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朝鲜平壤建了一个世界上最高的烂尾楼，其实就是想彰显国力。目前中国很多城市涌现的摩天高楼建设高潮，多多少少会有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需要。
电视塔暂不算摩天高楼？羊城晚报：这次统计没有把广州塔、上海东方明珠等列在其中，难道电视塔不算摩天高楼？
宋刚：电视塔算是一个摩天结构，我觉得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办公、商业或者居住，所以不把它列入其中。
羊城晚报：您觉得如果要衡量一个城市的摩天实力的话，电视塔这类构筑物不适合纳入其中？
宋刚：这个可以探讨，也许在明年公布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指标，但今年的报告主要是直接针对“楼”这一个现象，因为我国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不停地建高楼，我们是针对高楼现象提出的报告，所以暂时没有把它列入。但是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比如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它不算摩天楼，但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建筑，所以我觉得以后的报告应该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