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住房建设，塑造的是一种凝固的社会架构。如果这种凝固的架构是以贫富分化为前提，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贫富差别固定下来。这对一个社会而言，是莫大的威胁。
任志强先生最近说了“可恨的真话”：开发商就应该为富人服务，穷人富人分区天然合理，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一时间网络、媒体为之沸腾。
任先生的话确实有不少“真”的成分。可惜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只讲了一半真话，另一半藏着。第二，他似乎把现实的都看成是合理的，话里话外，贫富分区成了一种理想，而不是病症。
先说他那一半真话。不错，只要富人钱来得正当，当然有权在市场上买自己喜欢的住房、住好一点的区。其实，老百姓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异议。以我的孤陋寡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穷人区富人区一直是有的，但成为媒体热点，如今似乎还是第一次。这说明大家过去对这种现象还是基本接受了的。为什么现在开始辩论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富人愿意住自己的区，而是有些富人抢了穷人的地方。任先生没有提的另一半真话是，许多开发商的财富，是建在拆迁基础上的。许多富人区，是在把穷人赶走而没有进行应有补偿的情况下建造的。这才是民愤汹汹的一大原因。
二十年前，我住的地方有许多民房，老百姓临街开店，生意火得很。可后来有人觉得破旧的民房碍眼，就盖了一堵墙，把民房封在里面。墙外侧粉刷成红色，上面还加了琉璃瓦，颇为可观。但内侧连基本的粉刷也没有，老百姓原来临街的门窗，对着一面劣质砖头，一点儿阳光也没有，可谓“未敢出门已碰头”。更糟的是，这一堵墙，把一条街的个体户生意都给封了。后来干脆连墙带民房一并拆掉。许多人家在那里住了半个世纪以上，说走就得走。
你可以说穷人应该希望富人都住上好房，这样缴税多，国家用来补贴穷人住房的资金也多。但是，穷人也不是要饭的命，只配等人家施舍。当年地坛一带的居民，个体户甚多，许多人仗着他们居住的风水宝地，不少赚钱。等几年人家也成了富人了。而现在，由于一些不合法的拆迁，把穷人都挤走，把人家致富的机会给砸了，腾出地方给富人盖房，然后再说穷人惟一的指望是等富人都住上好房、缴了税后，国家可以给他们一些救济。这是否有些太傲慢呢？
老百姓恨的不是富人，他们恨的是掠夺致富。房地产开发商，很多人欠着这些被赶走的穷人的债。我并非反对市场竞争。相反，我主张在保障竞争者权利的前提下的充分市场竞争。用违法拆迁赶走老百姓，这是合理的市场竞争吗？
再有，贫富分区虽然各国都有，而且永远无法根除，但发达国家大都把这种分区看成社会问题。任先生忽视了这一点。比如他讲到洛杉矶贫富区之判然可分，字里行间，透露出赞赏之意，仿佛这就是天理。他似乎忘记了，十几年前洛杉矶大骚乱时，美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当地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贫富分区。去年年底法国骚乱，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因为贫富分区。在社会管理成熟的国家，很少有人天真到认为这样的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救治，但也很少有人玩世不恭到认为全社会不值得努力缓解这样的问题。
任先生作为一个开发商应该明白，城市规划、住房建设，塑造的是一种凝固的社会架构。如果这种凝固的架构是以贫富分化为前提，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贫富差别固定下来。这对一个社会而言，是莫大的威胁。所以，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如果他们拒绝承担，社会就要强迫他们承担。比如我居住的大波士顿地区，几乎每个镇都有义务在新建的住房中建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更有专家讨论如何建设贫富混居的住房体系，在凝固的架构中创造社会流动的“动感”。
我的隔壁邻居，就是一位靠给人家看孩子度日的穷人，几乎很难支持自己的生活。但另一个邻居则是位富人，女儿几乎一天公立学校都没有上过，一路私立贵族学校上下来，今年哈佛毕业。有一次听《纽约时报》一位女黑人专栏作家讲，她刚搬进一栋公寓楼，第二天一位白人家庭主妇就来敲门，问她能否给他们家看孩子。这位作家的主旨是说，因为她是黑人，白人天然就认为她是个保姆，想不到她也属于纽约的上流社会。不过，她无意透露出来，这栋公寓《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住，大概保姆们也有住过的。否则，她也不会一搬进来就被盯上。
如果常常把大片老百姓的居住区拆迁，然后建豪华住宅和豪华办公楼、购物中心，不仅不限制贫富区的分化，而且人为助长这种分化，老百姓当然要愤怒。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通过住房建设连接而非分化不同的阶层。社会对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所建的20%的住房，必须以低价向低收入家庭出售，而且地点就要在“富人区”内；当不得不拆迁时，必须就地给被拆迁户盖新房。如果这样的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照样有市场竞争。聪明的开发商会想出解决不同阶层人需要的办法。这样当然提高了开发商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最终会部分转移到富人头上，让他们买房贵一点而已。而如今赶走穷人盖富人区的作法，实际上是让穷人补贴富人。这不叫市场经济。
作者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