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住的最多的还是大学毕业生。”因为住地下室需要登记身份证，王名发现租客身份证很多都印着大学的集体宿舍。
王雷就是其一。2010年，从南京某大学广告专业毕业的王雷漂到北京。最初，王雷在南三环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但每月700多的房租让他无法承担，当时正在实习的他每月薪水才1千多快钱，“房租就占了大半，生活几度出现窘境，而且北京的房租也在涨。”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转入地下是王雷当时唯一的选择，他的房租也立即缩减到薪水的三分之一，“刚搬进地下室的时候我还是挺兴奋，至少摆脱了工作了仍然需要家里的贴补的尴尬状态。”
不过，王雷很快发现这间格子大的地下室存在种种问题：放在房间里的烟抽起来异常吃力、桌子上的书角都开始打卷、被子开始变得潮湿、电脑屏幕都有了水气……“太重的潮气让晚上的睡眠质量降低，因为身体总是感觉有些黏，常常感觉到腰疼。夜晚时分能很清晰地听闻到隔壁的种种声音。”
王雷打算工资涨到3000元时就离开，但是，他不知何时会涨工资，也不知那时能否还找到700元的房间。
和王雷同一年毕业的李峰也在这个地下室住。一间6平米的小房间，摆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剩下已没有多少空间。大部分时间，李峰或坐或躺在床上，电脑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虽然几个房间共用一根网线，有时网速慢，但至少能上QQ。”
李峰说最难受的是早晨，每天早上，当李峰从沉睡中醒来时，在周围一片漆黑中，地下室的灯光会显得格外刺眼，到了地面，外面的阳光会让他再一次造成短暂的视觉障碍，“没有什么过度，与外界的反差太大了，眼睛有时睁不开。”
“我当然希望住到地上，但现在无力承担这么贵的房租。”李峰说。他其实很讨厌每天从地上回到地下，现在他会选择在附近的肯德基看书。不过，当这些店要关门时，他还是要回到地下，至少这里是他的休憩之所。李峰决定住完这个月就离开地下室，因为工作开始稳定，月收入能够达到4000多元。
“打持久战”的坚守者不过，也有的人选择在地下室“打持久战”。山东聊城的谢建良在地下室已经住了快两年，目前他并没有逃离的想法。
2009年7月，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谢建良揣着1千多元钱来闯北京。在金台里的地下室，谢建良租了一个三人间的地下室，每个床铺290元，在精打细算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历程。
谢建良的第一份工作是行业网站的编辑，这与他的专业工商管理有些搭不上边。“可能心态不好，我干完一个月就辞职了。”
谢建良的第二份工作是图书编辑，主要工作内容是校稿，出版社承诺一个月校80万字给谢建良4千元。谢建良希望能够借此搬离地下室。“但没想到，出版社许诺的兑现的差距太大，一个正式员工能拿到3千就算不错的，见习人员有时拿到手的只有1千多块钱，工资水平很低。”
谢建良又一次辞职，搬离地下室的想法也因此落空，此后他又不断地面试、换工作，但唯一没有换的就是这个地下室。
去年10月，谢建良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当项目策划，月平均工资达到4000元以上。
可生活渐渐宽裕的谢建良，此时却放弃了搬离地下室的想法，“地下室挺好，冬暖夏凉，我去过朋友住的高楼，很热，又用不起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