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面对热得发烫的楼市和老百姓对房价高企众口一词的不满，国务院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调控政策，使得一度如同脱缰野马的房价，在与政策的僵持中终于暂时稳定下来。然而好景不长，房价又挣脱调控政策的束缚，在全国范围内涨声四起。这次高层反应很快，国务院急忙发文进行“二次调控”，欲将楼市握于掌中。于是，一场调控与反调控的拉锯战再度拉开序幕。
接连两次的楼市调控政策凸显了政府稳定房价、体恤民生的决心，令人甚感欣慰。但欣慰之余，我们也不应忽略思考如下问题：为什么我国使用了最严厉的调控政策，却依然泼不冷滚烫的楼市？
这显然与急速的城市化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我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快速增长靠的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又促进了城市化。城市化导致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令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导致购房需求持续旺盛。老市民和新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将楼市吹胀；而房地产开发商的借机炒作与投机者的哄抬价格，更使得房价背离了实际价值。
城市化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但一味的大城市化却是一个危险的歧途，这其实就是刺激购房需求不断放大的根本原因。
当前，大城市化现象愈演愈烈，一些大城市往往利用自己先天优势，与中小城市争夺资源。不管是基础能源产业，还是制造业、服务业，统统不放过，自己留下肥肉，只让中小城市喝汤。结果，大城市的产业“大而全”现象尾大不掉，致使人口爆炸式增长，教育、土地、医疗等资源非常紧张。同质化大产业的空前集聚，助长了大城市在空间上的迅速膨胀。
另一方面，大城市房价对中小城市房价又具有标杆意义。二者无疑具有正相关性，前者高则后者高，前者降则后者降，二、三、四线城市总是要向一线城市看齐。
大城市化在抬高房价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资源紧张、交通拥堵、贫富差距悬殊等顽疾。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城市化方向，防止“大而全”的大城市化，发展有产业特色和文化特色的中小城市。这首先要遏制大城市的投资冲动，需要出台有约束力的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但这在形同诸侯割据的地方经济竞争中难度较大。
也许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调整城市化方向的做法——让城市化减速。这既可以降低购房刚性需求，又具有可操作性。
事实上，越来越快的城市化，使得我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使命受到空前挑战，同时也造就了楼市持续不断的火爆。因此，我们有必要处理好以下问题：在这个农民工都有些稀缺的年代，能否在城市里少发展一些低端加工产业？能否让农民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城市化，而不是让他们极端痛苦地以突然间融入城市？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那么，急速的城市化就如同把一个身处极寒地带、身着厚重冬衣的人突然推向炎热夏季，怎么能适应得了？
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不少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时，使用了耕地占补平衡这个“策略”。据《瞭望》报道，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设立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本意是保护耕地，但在某些地方具体执行过程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虚假的占补平衡，补的耕地基本上都是通过山上开荒来实现，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和生态环境破坏，这样既欺骗了大自然又欺骗了自己，是双重的犯罪。
在近似疯狂的楼市面前，政府当然要进行调控，而且进行三次、四次调控都不为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调整城市化方向，从根本上遏制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冲动。(作者：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