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出口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增长之后，我国将逐渐步入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拉动型增长时期。而完善消费政策，活跃市场消费，则需要科学准确的调查分析做基础。但是，我国对于消费市场的调查模式已沿用20多年，时代变了内容没变，市场变了方法没变，调查既不“细”又不“专”，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已无法灵敏准确地反映当前消费市场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问题。
“老模式”用了20年，既不灵敏又不实用
坐落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是全国仅有的几所拥有消费经济学博士点的高等院校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教学所依赖的基础数据多是“学生放假回家，顺便向亲戚朋友做的一些调查”，或者来源于互联网。“调查部门也有许多数据，可针对性不强，不是我们需要的。学生自己做的调查虽然零碎，却很实用，接近市场真实情况。”一位研究生对记者说。
20多年来，我国各地城调部门一直在沿用“老一套”的调查方法，一般情况下主要关注居民在衣、食、住、行、娱等八大方面的支出金额和比率，却很少有针对不同类型人群、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的消费特点和支出比重等作出细致深入的调查分析。这些数据放在日新月异的市场变化面前，显得针对性不强，实用性不够。
四川省城调队消费价格处处长杨仲秋认为，如果能按年龄段划分进行调查，得出的数据肯定更精细，更有指导意义。比如近年来新兴的信贷消费，年轻人到底占了其中多大比重？对消费的拉动力有多大？他们对完善信贷消费有哪些要求？这些应该都可以通过调查得知。“可我们很少做类似的调查，不是没想到，而是没精力。”杨仲秋说，“绝大部分精力用来完成指定任务，没时间搞‘自选动作’”。
2004年，成都城市居民消费增长最快的是交通工具支出，比上一年增长了3倍，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家用汽车达8.52辆，成为消费市场的最大亮点。这其中，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的“公车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它的对刺激个人购车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却没人清楚。
“如果专门调查一个机关单位，看车改让他们节约了多少钱？钱又投到哪里去了？拉动了多少个点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得出车改的最科学、最经济的范围和幅度，可惜这种分析没人做。”成都市城调队住户处处长杨小西说，现在，大家只是从增收节支方面简单地算算账，看省了多少钱。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消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王裕国教授说，现在一说到拉动消费，无论专家学者还是政府部门，都是那几条“老掉牙”的意见，空洞，没有具体的办法，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调查方法“大一统”无法体现地区差异
目前，各省、市的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是实施有关城乡居民市场消费调查的主要载体。记者采访发现，各地城调队每年的调查项目都是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不区分沿海与西部、发达与欠发达的差异。这种“大一统”的调查方式，产生的调查平均数据和分析难以体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杨小西介绍说，按要求，每年成都市的住户调查都是提取400户城市居民家庭做样本，将数据上交国家统计局。国家局再汇合各地样本，总数约为3万多户左右。“对于全国来说，3万户是比较有代表性了。可对一个地方来说，400户就太少了，代表性不强。”杨小西说。
计算平均值的做法往往也难以反映西部地区不同于东部沿海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从近年来的一些调查看，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明显偏高，这使各地都认为如何让老百姓把攒在手里的钱花出来，是拉动市场消费的重要途径。然而，2004年6月，四川省统计局联合多家单位，在全省11个城市和5个县独立做了一次涉及5480多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家庭包括现金、储蓄、借出款及各种有价证券在内的金融总资产明显偏少，其中80%的家庭金融资产在3万元以下，1万元以下的占57.2%，而金融资产在10万元以上的仅占3.6%。也就是说，四川城镇居民和沿海的不一样，他们手里并没有更多可供消费的“余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