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的人文坐标

　　信河街

　　石坦巷。这里曾经是府学所在地，文风鼎盛，名师云集。张棡，字震轩，号公式隐园居士。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世居瑞安场桥，精研古文辞，应招为孙太仆家塾，课余常与太仆之子仲容谈论文史，间至玉海楼，得通诵孙氏史记笔札。光绪廿八年(1902)，仲容创办瑞安中学，张棡应聘任教文史，不久转任府学教席，从教凡40年。

　　刘绍宽，平阳人，光绪廿九年(1903)入上海震旦学院就学于马相伯，次年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写成《东瀛观学记》。任永嘉县中学堂教习、温州府中学堂监督；朱眉山，富阳人，光绪进士，永嘉知县，瓯隐社员，在温从教30年，影响一代学风。

　　游宅，在近现代温州颇具人气。游任逵，瑞安莘塍人，生于民国6年(1907)，1936考入北大历史系，翌年秋迁校云南，毕业时得赵元任和罗常培赞赏，曾留校任教。抗战后期，乃返乡谋生。他在温师院开设的文学史讲座，不仅史料翔实，见解独到，观点鲜明，而且语言风趣，连非文科学生也爱听。他的大哥游任远，南开大学毕业，留学日本京都医科大学，回国后任职于国民政府，精通英语日语翻译，上世纪50年代初在温州医界建立细菌学与显微镜外科，逝世时年仅58岁。弟弟游任遂，中学教师退休，今年已94岁，著有《杂草集》、《百草集》、《涵容斋文选》等书，内容涉及文史轶闻、乡风民俗、挚友旧事，人生感悟。游家有三姊妹：游丹雏、游瑶瑶、游瑶英。游丹雏任教于华东师大，擅长古典文学，系戴家祥夫人。游汝杰，复旦大学语言所教授，旧居现址在五马街“游裕生”。

　　信河街松台山麓，诗人王敬身之寓。抗战时王敬身随教育部考试院辗转河南、陕西。为研究儒学，他又告别家庭，由秦入川，在乐山复性书院研习文史哲，与马一浮唱和诗作甚多。回到温州与梅冷生主盟东山诗坛。

　　蝉街

　　蝉街。方介堪，光绪27年(1901)出生，幼时得篆刻家谢磊明、书法家马公愚指导，又随邑绅吕文起赴沪，师事赵叔孺，又在上海西泠印社获见丁辅之、王福庵等沪上名家，认识了经亨颐、柳亚子、何香凝、刘海粟，受聘上海美专，主讲书法篆刻。上世纪50年代初任温州文管会副主任。八十寿诞时特请台北张大千绘制巨幅泼墨山水，心中感奋不能自已，乃赋诗曰：“云山千万叠，展对新画图；嗟彼远方人，何日赋归欤。”

　　笔者曾于上世纪年代初一个春光明媚的暖冬，陪同林树中教授去见方介堪老人。这是一座青砖门台的老屋，门口蹲着一对青石狻猊，封闭的围墙，典型的三退式四合院。老人住在第三退厢房的阁楼里。阁楼虽小却窗明几净。我看了不少各地为贺寿寄来的书画佳作，印象最深的是台湾张大千山水。两位世纪老人的交谊，预示着海峡坚冰已经打破，两岸民间交流渐渐开始。小小的阁楼，漾溢着春天的气息。

　　上海美专早期学生孙孟昭，长期从教，人很和蔼。她就住在蝉街一条叫全坊巷的弄堂里，弄堂窄窄的，屋子矮矮的。孙孟昭喜画子鲚、鳜鱼、梭子蟹、瓯柑、杨梅，也画知了、麻雀等小鸟昆虫。88岁那年，她说要给我画几只吃谷唧儿(即麻雀)，我终没好意思去拿。如今全坊巷的故居全消失了，可她还留在我的心中。

　　府前

　　广场路，晚清温州府治所在。林鹍翔，江苏吴兴人，民国10年(1921)任温州道尹，创瓯社，倡导温州诗词之风。广场后巷,温州六中的教工宿舍，曾经居住过两位画家：戴学正和徐启雄。戴学正号云叟，别署涩柿斋。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笔者不久前在一家画廊见到戴学正于丁巳所作的《诗稿横卷》，那年早春，他偕王德惠、陈知寥束装启行，道经雁荡、临海、天台、翁山、四明、山阴等地，作画之余，更诌得小诗数首，聊以志历览之慨尔。徐启雄那时刚从人民日报社下放到家乡，在温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任画师。一方面是与妻子团聚，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极左思潮使然。他的《苗家新嫁娘》、《壮家姐妹》既给他带来了荣誉，也给他带来了祸害。

　　鼓楼下。严琴隐，瓯社社员，浙江文史馆员。早期温州图书馆馆长。道司前，府前街的一条弄堂，文史学者梅冷生故宅。梅冷生名雨清号劲风，生于光绪廿二年(1896)。少年时就与夏承焘、陈仲陶组织慎社。这是一个文学社团，以文章气节相砥砺。抗战时他主持籀园图书馆，广泛征集民间私藏。搜残访佚，高纂雪钞，历时两稔，整理出版乡贤遗著400余种。1976年逝世。

　　县前

　　高盈里，原11号门牌为谷超豪旧居，现被整体迁移至白鹿洲公园。谷超豪，民国15年(1926)出生，著名数学家，先后担任中科大校长、复旦数学研究所所长。同住高盈里的胡今虚先生，民国4年(1915)出生，未足19岁就写信给鲁迅，与他讨论文学问题。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两年时间，鲁迅曾给他回了7封信。

　　与高盈里紧挨着的兴文里，地处华盖山脚，住着诗人吴鹭山。吴鹭山，乐清虹桥人，生于宣统二年(1910)，1952年由夏承焘推荐至浙江师范学院任教。1958年“反右”时，因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虹桥埭下村。乡居间，常于辍耕之余，以络麻梗在田垄上摆八卦，研究周易，自喻“平生专壑心，一笑藏山契，台荡可卧游，何恨匏瓜系”。在含辛茹苦岁月里，撰写了《周易学》、《读庄十札》、《读陶丛札》、《杜诗论丛》、《陆游诗萃》、《苏轼诗选注》、《光风楼诗词》、《光风楼随笔》和《王梅溪诗文及年谱》等多部书稿，其胸怀之坦荡，可比天台雁荡。他的家书，隐隐透露出自身境况的凄苦：“妇愁长贫儿失学，亲朋不寄一行书”；“只因短帽与时乖，那堪长袖当筵舞”；“峨峨皂帽人应怪，不向炎风向逆风”。“文革”时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趋炎附势，以今人之思想强加于古人，而鹭山则针锋相对，秉笔直书，一连写了三评郭沫若说杜诗，以缜密的考辨，纠正了学术研究中的极左思潮。1986年岁末，鹭山先生病逝寓中，享年76岁。从他晚年自乡间迁居城里算起，只住了3年。

　　县前头，有老报人汪远涵宅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汪远涵曾是浙江《东南日报》总编辑，与通俗作家金庸交往甚深。当年金庸的英语水平不错，就请他翻译国外新闻。汪远涵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说他行文流利，下笔不假思索。而在金庸眼中，汪则是个好好先生，谦和平易。他们曾同在杭州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以鲥鱼佐酒，所以四十年后他在给汪远涵的信中说：“记得吾公喜食鲥鱼，鲥鱼初上市时，辄先尝鲜。现在香港食此鱼时，每每忆及。”旅居美国的国学专家徐复观也常与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