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物价普遍上涨的背景下期望房价下降缺乏现实基础。2010年元月至今，中央银行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年半的时间之内共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个百分点。而且宏观经济数据显示，PPI(生产者价格指数)、CPI(消费者价格指数)、PMI(采购经理指数)有一齐上涨的趋势。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中间投入品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最终产品的价格必然会上涨。在潜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建材、建筑安装成本与土地成本普遍上扬，房价怎么会下跌呢？如果开发商是理性的，再严厉的打压措施恐怕也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宏观调控要治理通货膨胀，不能只将希望寄托在压制房价上。
第五，通过紧缩土地供给与银根的措施压制房价难以奏效。有些学者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房价会大幅度下降，然而其推理存在致命缺陷。这些人认为，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就会降低商品房价格。这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如果换一个角度推理，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在紧缩的调控措施下，理性的开发商也可以选择暂时不投资商品房开发，这样商品房的供给必然减少。如果商品房的需求不变，在供给减少的情况下，房价会上涨而不是下降。对紧缩土地政策进行推理可得出类似的结论。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来看，不存在一个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任何一个政策工具都具有两面性。可见，规范房地产业发展，不能指望个别紧缩政策能产生奇效，而应该注重综合调控。
第六，没有注意不同级别政府的利益关注点的差异。房地产业不仅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强，对地方GDP的拉动作用大，而且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大。在一些地区，房地产(包括土地拍卖)对财政的贡献率超过60%。中央政府压制房价的政策在这些地方肯定会遇到执行障碍。而且，这些地区的税源结构不改变，就不可能指望其自觉执行从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央有政策这些地方有对策是必然的。
所幸的是，2010年1月7日出台的“国十一条”(《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与以往的同类政策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例如，该政策强调了“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各地要结合本地区房地产市场情况”与“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等，政策目标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而不是之前的只注重打压房价。但是，这个“通知”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政策导向，其落实还需要规范的调控机制与详细的细则。
2010年中国的总人口为13.41亿人，城镇化率为47.5%。根据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镇化率在30%-70%区间时，城镇化会快速推进。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动态考虑人口变化，未来还有至少3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按人均居住面积30-35平方米计算，对住房的需求为100亿平方米左右。这一需求还没有考虑城镇原居民的购房需求。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脚步不停止，城镇化就不会止步，因而就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旺盛的房地产需求，这种需求是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力量。而且，这种影响与带动力会惠及全球正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正因为如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影响21世纪经济的两个重要因素之一。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房地产业的这种战略地位与影响，切忌一味打压。从房地产业发展的周期来看，中国房地产业整体依然处于繁荣期，房价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种规律性趋势而死盯住房价，调控会事与愿违。除了要弄清楚房地产的战略地位外，未来调控的改进应该注重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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