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环住说外语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上海房价高涨时期流传的民间段子，背后是被房价所改变的城市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
今天，在上海发生的故事，正在向全国扩展
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朝向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中国的城市住房也正在朝着与各自阶层相适应的空间结构展开。如今，无论超级大城市还是省会城市乃至普通的小城市和小县城，都出现了当地人熟知的“富人区”或“高尚社区”。
显然，住房已经成为划分城市阶层的主要指标。层次分明的房价，就像层次分明的收入一样，让相同阶层的人住到了一起；而个体也通过购买不同地段和不同质量的住房，来确立自我的阶层认同。
被房价所改变的还不仅仅只是个体的生活。不同地段的住房，附着了不同的包括学校、医院、运动场所在内的公共服务，城市的空间结构因之而变；大型住宅社区的居民，通过社区活动和各种组织，逐渐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城市的人文生态因之而变；潮起潮落的房价，迅速崛起的地产开发商，成为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城市的社会心理因之而变。
“被房价挟持的生活”、“房价正在挟持中国经济”等警世危言提醒我们，全面解读房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深入思考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居住空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要务。
房价在涨，人也在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雁访谈
从单位人变成经济人
南都周刊：从1991年国务院发布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通知以来，住房的商品化带给社会哪些变化？
张鸿雁：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社会身份的改变。以前的单位人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独立的经济人。市民不再是过去的“无产者”了，有了房产，也就有了资产、遗产的概念，而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多少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这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意义重大。
其次是人的理念变化。以前单位盖什么房就住什么房，盖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对居住环境和质量没有任何选择权。现在房产开发建设带来的生态化、园林化、花园化等住房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人的住房意识。
最后，房产业的发展也打破了传统的城市空间。城市公共设施的兴建，地铁、城铁的运营、公交站点的增加、城市主干道的延伸、市郊的拓展等，无不在改变着城市的原有生态，人的交往半径也得到扩张。
南都周刊：人际交往方面是否也有了很大变化？
张鸿雁：对。以前的单位制下，形成了工作与生活的一体化。同一单位的人往往住在同一个社区，单位的科层制也反映在社区内。比如，上班见到科长、局长，回家后仍然能见到，他可能就住在你楼上的3层或者4层。这是一种很僵化的社区生活，单位内的矛盾能带到社区来，人际关系仍旧是单位形态。
而住房商品化后，出现了社区的分异，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社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能够区分开来。但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以前互动频繁的邻里关系可能不复存在了，带来了所谓的“陌生人世界”，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进行社区建设中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南都周刊：您如何评价传统的福利分房制度？其实质是什么？
张鸿雁：单位制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下的等级制，单位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同一单位内部职工也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当时，资源都垄断在政府手中，分配是按照行政级别进行的，住房是作为配套资源分配的。
本质上，福利分房体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单位来约束和吸纳个人，而个人则通过政治忠诚和积极工作来依附单位，住房成为国家管理个人的有效形式。
房价涨跌改变住房消费意识
南都周刊：房产业的发展是否也改变了人的消费意识？
张鸿雁：是的。传统中国人的消费意识是“量入为出”，缺乏负债消费理念，但房地产业的改革，改变了人的消费理念。按揭已经成为城市白领的主要购房方式了。这是社会一个巨大的进步。消费也是生产，房产业的投资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市民的按揭购房，盘活了银行的资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南都周刊：但现在房价高升，城市白领阶层购房已不是个人行为了，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供房，按揭的压力使一些人发出“我们养房，谁养父母”的感叹。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张鸿雁：“压力选择机制”是城市进步的动力。城市实际上是一个科层体，差异化显著。它为个人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机会，在人人都往上走的流动过程中，有一些人必然被抛弃，从而产生被剥夺感。按揭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人提前享受生活质量，也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财富。
但如果这个群体被剥夺感过大，引发社会争议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反省，并调整相应政策。在美国、巴西等许多国家，为了满足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往往都提供一些贴息、免息的贷款。而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理念还是欠缺的。去年有关部门提高了房贷利率，我是持反对态度的。真正的有钱人是不会贷款购房的，提高房贷利率只能增加普通购房者的负担，也不会起到打击房产投机的作用。
南都周刊：那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张鸿雁：在我国的房产业改革中，政府应该有“均好”的理念。1990年代启动的房产改革，是在住房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整体需要的情况下逼不得已才启动的。某些政府部门只注意到了住房的商品性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面，而没有考虑住房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的一面，在财政、税收、贷款等政策上缺乏对低收入群体的“照顾”。这一认识上的偏差将会给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问题，其负面效应会逐渐显现，并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陈建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