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密度极大的北京，一些老市民房子小、一些新市民没房子，想像欧洲人那样住得舒舒服服似乎是大家的共同梦想。于是一个女孩在有了买房能力后，竟不顾一切连买三套房。买房成痴让她负债累累好不尴尬……
没房住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我出身在外地小城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小时候吃不好穿不好。尤其是家里人多房子小，屋里总是乱哄哄的，连一个安静的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在我的记忆里，那真是种质量很低的生活。我想：摆脱这种生活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好好读书，将来到一个大城市，那里机遇多，也许可以挣到钱，可以住上大房子，过上理想中的生活。我拼命用功学习终于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北京的一个事业单位。
单位让我住集体宿舍，四人一屋，当然比在大学时7人一屋强多了！可不久麻烦就来了：同屋的女友几乎个个都交上了男朋友，都往宿舍领，床边拉上布帘子，就男男女女“躲进小楼成一统”了，那布帘里发出的亲热响动，让我很难堪。我只好“常驻”办公室，下班了还迟迟不敢回宿舍，最后干脆买了一个行军床——以办公室为家了。这种日子一过就是4年。
当时许多同龄人都下海闯荡，我有一个好友因没房，相恋数年的女友和他“吹”了，嫁了一个在美国开餐馆的有三个孩子的人。他一气之下下海了。结果他搞销售很快挣到了钱，西装革履地来看我。听说他年薪已达几十万。我很羡慕他们——那么高的工资加提成，肯定能买房！因为当时在单位看不到解决住房的希望，我决心下海挣钱。
那天是1994年的5月4号，正好科室的“惹事精”没事找事，无端地骂人，我让他注意场合，他竟脸红脖子粗地和我动手。这就是“大锅饭”单位的弊病——他只稍把“头儿”买好了，就可以随便撒野。我原来就考虑由“干”转“商”，正好一气之下不干了！单位的宿舍还能住三天，我必须赶快租房。因为尚不知新单位的地点在哪里，我只有照着报纸上的信息去找价最低的房。
我跑到丰台区北大地的大街后面，看到一个老式四合院，便手拿报纸打听。当房东指给我看一间小西屋时，我倒吸一口气：那是一间小厨房，顶多6平方米。墙是土坯垒起的，房顶是麦秸和泥封的，一半在地下，满屋的油烟味。就是这样一间小地窝子，每月房租还500元！
北大地的交通还可以。我一时找不到好单位，每天到人才交流中心去碰运气。那里人山人海。有一个出版社需要校对，每一万字薪酬15元，我暂时接了这个工作。我5点多就起床，转换4次车到白石桥的农业出版社。在办公桌后一坐就是一天。因为我对农业科技不熟悉，校对速度很慢，我不吃午饭不上厕所，晚上8点才收工，一天才挣30元。除去房租、吃喝等开销，哪有余钱买房子！
我又换了一家小报拉广告。有一次来到一家小药厂的办公室，一个老年男子(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给我批了500元的广告费，我能提成150元，心里很高兴。主任知道我住丰台后，说太远了，怎么跑呀？就把我介绍到北三环的一个居民区，那里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是拆迁补尝房空着没人住。我选了最小的一间，7平方米，月租金也是500元，条件可好多了。
我天天骑车在北京的各个企业中转来转去拉广告，看够了白眼，也没挣多少钱。一天我刚到家，房东老头儿来了，一进来就动手动脚。我气得掉下眼泪。我和老头儿周旋着，说身体不适。老头儿没达到目的，说：“你一个外地丫头还这么多事！马上给我搬家，这房我不租了！”
半夜三更的，我背着行李坐在大街上，望着身边的千万座大楼默默流泪：这么大的北京，为什么就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处？
第二天，我背着行李找到朝阳区的一个村子，落了脚。农村的居住条件差交通也不便，但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安身的地方。
我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每天我顶着星星爬起来时，心里总是默诵着下海时的誓言：好好干，咱一定得买房！
干！干！干！四年买了两套房
终于有一天，我在北京广播电视报上看到一条招聘广告：某大国有医药公司招聘医药代表10名，我立即将简历寄去了。因我是学化学的，和药沾点边。几天后有个小伙子打电话，让我去考试。
我循着地址来到一所很大的楼里，第13层楼的会议室里挤着100多应试的人，闹哄哄的。笔试是几道药物化学和临床应用的题，口试由公司的翻译谈话，面试是几位老总提问。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下来，我已是汗湿衣襟。三天后公布结果，共有10人被录取，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公司原本给我定的工作岗位是医学部，即销售部若是代理了新药我就负责到各大医院去讲课，介绍新药并答疑。这一工作轻松稳定但收入低。买房心切的我坚决不干，我主动请缨到销售处，当了一名没有保底工资的推销员。
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先找药剂科主任，再找临床科主任。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征得同意后，最后是有关大夫听课。主讲人就是我自己。我是硕士生，又“出身”于一个相关的大单位，有可信度。再加上我口齿清晰，说理透彻，医生们还很少看见这样的“人才”敢于下海搞销售。出于对我的喜爱和信任，一般是新药使用课讲完了，我卖的药也就可以进药房了。医生们信任我，都用我公司的药。我在短短一个月里就打开了10家大医院，销售额也遥遥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