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源村设立的社会管理服务站正是村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便利快捷的服务。南方日报记者李细华摄
去年4月，白云区被中央农办确定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白云区作为广东省唯一的特大城市辖区试点，启动了特大型村庄治理体制改革。其中，太和镇大源村被列为试点。
太和大源村，是远近闻名的“巨无霸”村庄：在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近5000栋房子，住着8000多本地人和15万外来人口，聚集了七大物流场和四大院校，是社会管理的难点和热点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人口结构复杂，矛盾纠纷频发，但是原有的村级管理模式由于过于粗放而无法跟上急速城市化的步伐，面临着巨大的社会管理压力。
太和镇转变政府职能，在厘清政府行政事务和村居自治事务的基础上，让以前要经过村委会转交办理的事务，逐渐纳入到村级公共服务平台“一站式”办理，村委会回归自治本色；同时，吸纳外来人员参与村务管理决策，协调村社基层组织从以往的农村组织向城市社区组织发展。
A
城市化加速
传统村庄治理体制不堪重负
大源村是珠三角地区“夹心饼干村”的典型代表。尽管其已具备城市化特征，但仍沿袭原农村行政村的基层治理模式，不仅是政府公共投入与统筹引导不足，基层自治能力亦欠缺。“村子太大了，而村干部只有9名，根本管不过来。”大源村党委书记徐金水说。
大源村社会管理服务站站长杨明华说，大源村是在引入大型物流园区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忽视了相关配套服务，导致很多社会管理事务“突然增加”，令村委会措手不及。
面对庞杂的管理事务，村委会力不从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基层民主化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村委会被习惯认为是政府在基层的一个下设机构，被当作“小政府”。政府职能在基层缺位，村居委会职能越位的问题屡屡出现。“镇政府离村比较远，计生、环保、卫生，消防等事务又比较依赖于村委会。”杨明华说。
村委会既当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使得村委会在治理一些问题时无法“强硬”。杨明华举例说，“一些企业是村里引进来的，现在又要村里去管消防，这岂不是很矛盾？”
在人情化社会，一些矛盾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说查违建，政府管不过来，村干部去制止，那你得罪的可不只是一家人，而是一个家族，世代与你为敌。”徐金水说。
“大源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管理的事项越多，投入支出就越大，以至于挤占了社员的福利待遇。”徐金水说，对村委会来说，没有收益却还要增加大量繁琐事务，这是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
类似的管理“缺位”导致的“后遗症”不少。在过去一段时间，村里保洁是由村委会与保洁公司签订协议，但保洁公司难以收取保洁费，村里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租户不交费，费用收不上来就影响到人员配比，最后是恶性循环，形成“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局面。
B
政社分离
行政管理与村居自治良性互动
如何打破这种僵局？探索村庄社会治理的新模式非常必要，去年4月，白云启动了特大型村庄治理体制改革，大源村被列为试点。
设立社会管理服务站(下称“服务站”)正是村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这种改革，让以前要经过村委会转交的事务，逐渐纳入到村级公共服务平台“一站式”办理，而村委会回归自治职能，依照法律法规履行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不再直接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从而得到解放。徐金水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还要为行政事务忙得焦头烂额。
从职能上看，服务站工作量不小，包括社会治安、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出租屋管理、环境卫生、查控“两违”、计划生育、信访维稳等等，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便利快捷的服务。
在人员架构上，太和镇从有关科室抽调约10人，到大源村社会管理综合服务站担任管理人员，站长杨明华同时也是太和镇工会副主席。此外，副站长则由太和镇派出所副所长等担任。服务站班子成员由公务员担任，其余人员以政府聘员的方式招聘进来。
服务站组织房管员队伍协助相关部门征收大源村“两税一费”(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环卫费)的收缴工作。从大源村收取的“两税一费”主要作为此次改革的保障经费，专门用于大源村的社会管理工作。
人员和服务的下沉，让村民看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是组建了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服务站办证大厅，实现了居住证办理、流动人员信息录入、出租屋登记备案等就地服务，在“人屋”基础数据摸查方面，共登记出租屋3434栋、25996套，此外，实施自编门牌号，将2750栋没有门牌的房屋纳入登记管理，以便分片管理。“门牌号都没有，租户收不到快递怎么办？这个问题很快就搞定了。”
其次，太和镇市政管理所承接了该村环卫保洁工作，去年11月还专门组建了大源环卫站，目前保洁人员有120人，大源村以往的垃圾乱局大为改观。
而作为镇政府设在村里的公共服务平台，在执法时底气也大了起来。“比如治理一些违建，服务站马上就可以通知镇政府并联合各个部门展开执法，今年以来违建情况大有好转。”杨明华说，碍于情面、执行难的例子大有减少。
C
协同治村
多方参与实现多元共治
服务站逐渐走上轨道后，通过重新组织基层治理主体，改变了以往村中事务主要由村“两委”和经济社闭门决策的弊端，迈出了基层社会治理重构的第一步。
同地缘流动人员社会自组织是大源村改革试点队伍建设中的一大特色。根据大源村流动人员的实际，人口相对较多的同地缘流动人员组建社区自组织，引导他们参与社会共同治理，同时还可以消除外来人员的心理隔阂，增加他们的归属感。目前，福建、信宜、江西、吴川等就是按地缘、业缘聚集，其中江西籍有5万多人、福建1万余人、湖北仙桃1万余人、吴川1万余人、信宜四、五千人。
地缘协会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大源村充分发挥“同源自治”优势，落实各地源管理，让“老乡管好老乡”。
大源村还引入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召开不少于三次，除了上述4个商会或协会派人参会外，还有4所院校、7个物流园区代表，以及服务站、村“两委”、23个经济社代表，将近60人参会。“大家有什么需求和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讨论，村里的事也是自己的事。”
“外来人口在这里有自己的物业和住房，并且按地缘居住比较集中，实际上与当地的经济社没什么区别。”杨明华说，他们也应该有公共事务决策管理的参与权。
在杨明华看来，开会是收集传达信息、形成决策最重要的方式，会开好了，才能解决好包括自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事务。否则，决策功能弱化了，后续的执行也就会受到影响。“一个物流园区就有三四百个档口，重要的会议内容马上就可以通过园区方下达到位。如果仅凭村‘两委’那是很难做到的。”
村一级难以解决的事情，则上报寻求解决。服务站曾经将交通问题反映到镇一级，再以人大提案的方式成交给广州市交委，最后重新设置交通灯、划定新的标线。
随这种机制的进一步开展，基层党组织话事权的进一步增强。服务站进一步加强了外来人口输出地与输入地多联系，并与江西等地做沟通，成立两地共管的流动党支部。
“以前村庄治理对应的是每一个人，现在对应的是每一个组织。”杨明华感慨，各方的共同参与使村庄治理方便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