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公报此次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这里有两个第一次提出的概念，国家治理和科学的财税体制。”曹红辉表示，前者是国际政治学中的概念，第一次被写进中央全会公报；而后者则阐明了财税体制的本质和目的，明确了它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经济职能，相当于指明了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接下来的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这一串说法其实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包括正在制定的《预算法》，央地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房产税、遗产税、资源税等等。”
意外：未涉及税负下降和分配公平问题
但曹红辉也指出，“稳定税负”这一提法跟市场预期存在距离。“大家期待的是降低税负，改善供给，鼓励投资，刺激消费。但稳定税负这个说法，是基于现有的财政支出释放出的信号：整体财政收入在下降，但财政支出规模和增长率都在上升，为了维持稳定的国家治理基础，就要稳定的税负水平，我们有良好的愿望，但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此前有专家预测，在央地事财权划分方面，究竟是中央上收事权，还是下放给地方一定的财务支出自由，此次公报应当“给个说法”。公报对此的表述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曹红辉认为，这是因为此处的改革必须和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相配套，事权的重新划分不仅包括一部分上收中央，一部分划归地方，还将有一部分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我们不能重复过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简单二元管理法，要纳入更复杂的规则，也要相配套，所以显然公报这里不会说透。”
他认为，从公报的措辞背后，仍能体现出激烈的争论和博弈。“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整个中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利益格局，它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企业之间、个体之间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博弈，这种复杂性使得现在推进的财税制度改革极具艰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