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消息，中国内地的两家银行周三在香港市场上发售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股票，但投资者对这两项交易的反应冷淡，原因是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体系将如何应对坏账感到担心，这种局面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
据两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徽商银行周三在香港IPO(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最终发行价设定在IPO定价区间的下限，筹集了92亿港币(约合11.9亿美元)的资金。与此同时，重庆银行则筹集了42亿美元资金，该行在香港上市交易首日的收盘股价略微下跌。
尽管这两家银行在过去三年时间里的净利润年度增幅均达25%以上，而且其坏账水平也远低于行业平均值，但其IPO定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几乎都不存在什么溢价。这意味着，投资者对这两家银行账目中的贷款质量持怀疑态度，同时也怀疑它们是否有能力提高未来的盈利。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内地银行所面临的日益增强的投资者谨慎情绪，同时也表明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性面临着广泛的忧虑情绪。
总部设在香港的咨询机构丝路顾问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的董事总经理、经济学家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投资者日益担心，政府对于坏账的忍耐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而规模较小或资本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可能会变成整治的目标。这种担忧情绪可能会广泛蔓延至整个行业部门中。”
在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后的五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推动力一直都来自于银行借贷活动以及所谓“影子银行系统”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在地方上大力推动了这种借贷活动，原因是其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或其他大计划投入了大量资金，试图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GDP。
而在今天，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中国正在寻找控制浪费型投资和鲁莽借贷的方法。有分析师称，这些都是将于周六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议题。在这种形式下，有些分析师和投资者认为，未来金融系统将会面临麻烦，尤其是那些曾为地方政府消费热潮提供财务资助的银行更是如此。
中国地方政府不能通过贷款或直接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同时也不能为这种债券提供担保，因此必须依赖于通过特殊方式创立的控股公司来筹集资金，也就是所谓的“融资工具”。据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在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为止，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所累积的银行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人民币9.7万亿元(约合1.6万亿美元)，在中国所有银行贷款中所占比例为13%左右。
穆迪在6月份对将近400个地方政府融资工具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其中仅有53%拥有足够的可用现金，能在无需进行再融资活动或借入新债务的情况下履行2013年的债务偿还义务。报告指出：“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独立财务状况都非常疲弱。”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驻香港的合伙人、专业从事债务重组相关事务的泰德·奥斯本(Ted Osborn)指出，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和地区性银行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
奥斯本在大卫律师事务所(Latham & Watkins Law)和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ASIFMA)周二组织召开的一次金融行业论坛上表示：“大型银行当然总是会得到政府的扶持，但就规模较小的银行来说，它们很可能已经将一半的资金提供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他指出：“如果这些贷款变成坏账，且坏账的数量多于预期，那么这些小型银行所面临的问题是，它们不像大型银行那样拥有较多的资本，而且也没有能力筹集资本。”
获得筹集资金的能力是推动中国内地小型银行IPO上市的因素之一。徽商银行在此前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IPO招股书中披露信息称，截至6月份为止，该行向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提供的贷款在其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为10.7%；重庆银行的IPO文件则显示，这一比例为12.9%。
由于地方政府不能为这种借款活动提供担保的缘故，因此这些贷款经常都是由其计划融资的项目来提供支持的，而这种贷款担保品的质量问题已经引发了担忧情绪，投资者怀疑这种担保品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足以偿还债务的回报。
贝哲民举例称，湖南常德的政府官员投资修建了一条国际马拉松赛道，这条赛道的部分融资来自于有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发行的债券。他指出：“这是吸引了媒体关注的项目之一。”但他补充道，该项目很可能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务回报。
事实上，就连向地方政府部门提供贷款的银行也对其最终融资项目的可行性感到怀疑，同时令人质疑的还有这些项目的回报是否足以偿还债务。
重庆银行在IPO招股书的风险披露条目中称：“由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提供赞助的很多项目都主要是出于公共利益用途而实施的，从商业角度来看不一定具有可行性。因此，来自于这些项目的运营现金流可能不足以覆盖相关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偿还贷款的能力可能有赖于从政府获得资金支持的能力被大幅扩展，而由于政府流动资金、预算优先顺序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支持或许不能一直存在”。(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