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围绕欧洲经济低迷、人民币汇率、国内教育改革等话题，梁锦松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深刻剖析，时而会心一笑……提到太太伏明霞时，梁锦松有些腼腆：“她是我的‘老板’。
汇率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走，但要晚一步走，而且还要设‘防波堤’。”
羊城晚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珠三角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出口受困、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上升……您认为突围之道在何处？
梁锦松：从一个角度看是难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是机遇。当企业资金受阻时，金融价格比较低，是投资的好时机。国外有句俗话说，一个人的喜剧就是另一个人的悲剧。
羊城晚报：如果套用楼市俗语，就是“抄底”的时机？
梁锦松：我经常跟朋友说，“抄底”一词是一个很好的描述，但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底”。虽然有一个总体趋势，但“抄底”时要小心，就像歌词里唱的“低处未算低”。
羊城晚报：房地产现在是否处于出手“抄底”时？
梁锦松：可能可以等一下。我有很多做房地产的朋友，这么说是要挨骂的。
羊城晚报：黑石集团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币基金，您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梁锦松：人民币汇率问题很难评论，我是做外汇出身的，1975年开始做外汇交易员。外汇问题不仅要看自身政策，还要看其他国家的政策。
美国现在靠印钞票解决债务问题，希望多印多还债。但从某个角度看，中国也在鼓励内需，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高，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我不敢这么说。汇率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我也曾公开说过，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会实现。但国际化与资本战略的全面自由是两回事，我觉得国际化一定要走，但要晚一步走，而且还要设“防波堤”，万一外围有风暴，我们可以保护自己。
教育改革
“一方面要提供培训、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也要创造就业机会。”
羊城晚报：您在1998年至2001年曾担任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也曾担任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梁锦松：我认为单纯地用以前的思考方法不一定对。以前，我们只关注教育和培训，但这只培养了年轻人的能力，如果社会没有提供就业机会，人才会流失，为他人所用。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思考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提供培训、教育机构；另一方面也要创造就业机会。世界变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也要相应改变，要顺应世界潮流走。
以前，我们常说要“学以致用”，但从狭义上看，这句话错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读了工科之后不做工程师，学了经济之后不从事经济领域。因此要更多地“训练怎么学”，即“Learn to Learn”。换个角度说，科技的发展会减少劳工的工作机会，例如如今我们请“菲佣”，10年之后也许会请“机佣”。以后工作种类会发生变化，创业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教育机制却没有准备好。
比如说，全球犹太人口不到2000万，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犹太人，很多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都是犹太人。再如投资理财，犹太人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理财，中国人认为钱比较俗，不好意思说，反而妨碍了投资理财观的发展。
弃政从商
“有机会做公务员是一种荣耀，不用我做，也是一种福气。能够服务人民，那种满足感是钱买不到的。”
羊城晚报：从弃商从政再到弃政从商，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历程？
梁锦松：无官一身轻，我深有体会。做公务员很荣幸，满足感很大，但真的非常累。有时候我跟朋友打趣说，有机会做公务员是一种荣耀，能够服务人民，那种满足感是钱买不到的。但不用我做了，也是一种福气，可以多一点私人空间和时间照顾家人。
羊城晚报：如果将来还有人邀请您“出山”再从政，您还会选择弃商从政吗？
梁锦松：不会了，哈哈……我的“老板”(伏明霞)已经明确表示了：“你还是经商比较好。”
在我当香港财政司司长之前，有香港杂志问过我会不会弃商从政，我当时非常明确地说“不会”。因为我不适合从政，我这个人爱说话，说话又太直，会得罪人，肯定会出问题。
后来我没听从自己的分析……(大笑)现在做过了，觉得蛮好的。为公众服务有很多种途径，不一定要选择当官员。公益活动可以帮助很多穷苦的人；投资公司也可以帮助很多企业成长，对国家也有贡献。
回看我的人生，很多阶段都没有长远计划，但我怎么可以计划到有一天能娶到现在的“领导”(伏明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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