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机制体制障碍，让公共福利的分配更加均衡，让商业资源的流动更加市场化，才能遏止大城市的非理性膨胀。
北京市民郝丹丹在朝阳区一家企业上班，她的小孩就读于西城区，可家在海淀区。每天，小郝都要花四五个小时在三环路和长安街上“画”着大三角，成为“堵车大军”中的坚定分子。即便如此，北京仍是小郝眼中的“宜居城市”——她已经把父母接来，因为这里有老家无法企及的医疗资源；她正谋划把哥哥“移民”来京，以期小侄子能以低于老家几十分的成绩考上名牌大学。
像郝丹丹一家在大城市所经历的人多车多、交通拥堵的背后，是各种社会资源、公共福利的过度集中。
比如，大城市医院人才扎堆，技术、设备先进；而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技术和设备长期落后。大城市大学、科研机构云集，其上下游的出国、培训等产业也红红火火，教育资源非常优厚；而小城市的学校多半籍籍无名，毕业生就业艰难。大城市好企业成群，特别是各类央企，机会多、待遇好……总之，大城市的社会公共福利和商业利益都明显优于中小城市，人们考大学以“进京”为荣；择业以“留京”为傲。
然而，当城市交通拥堵日甚一日并严重困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长期以来，集中发展若干大城市的做法是否合理？大城市里面修的路、建的场馆、配套的医院、大学以及文化设施等，有不少属于中央财政项目，可这些“公共福利”却只能惠及当地居民，并不符合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原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嚷着挤着去大城市的后果。很多人，宁可自己这一代打工拾荒，也要让孩子在大城市扎下根来——哪怕他们在大城市的“幸福”徒有虚名，哪怕大城市自身的公共设施已不堪重负。
西出北京十几公里，就是贫困的河北县城。与发达国家大城市繁华、小城镇也宜居的情况不同，中国许多现代化的大都市，都置身于若干不发达的县城、村镇的包围中。试问，如能将更多财力用于发展中、小、卫星城镇，用于改善当地生活环境，提高当地居民就医、上学、就业的条件，人们还会“死乞白赖”地堵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吗？
二是，商业设施扎堆大城市，有多少行业、部门垄断的原因？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对于需求旺盛而人力成本偏低的中小城市，资本应该竞相往之。但现实中，诸多“中”字头的企业纷纷坐镇北京，不用走南闯北地开拓市场，仅凭垄断资格，便财源滚滚。我们不妨想象，如果打破电信市场的垄断格局，如果早日消除非公立医疗机构在职称考评、医保纳入、审批准入、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的障碍，降低民营企业、地方企业、外资企业的准入门槛，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必然能极大地提高地方经济的活力，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从而缓解大城市的拥堵。
拥堵的不只是城市车流，更是我们相关机制体制弊端的累积式爆发。因此，通过提油价、涨停车费乃至迁移人口等手段解决拥堵问题，仍然是“以‘堵’治堵”，并不能冲淡人们对大城市的向往与需求，不能遏止城市的非理性膨胀。
只有打破机制体制障碍，让公共福利的分配更加均衡，让商业资源的流动更加市场化，才是治堵之本，才能让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散发出各自的魅力。
(责任编辑：朱津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