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2014年伊始就面临下行压力。继1-2月消费、投资以及工业生产等经济数据集体回落后，作为观测经济“冷暖”重要指标的用电量增速也创下5年新低。不过，专家认为目前情况尚不足忧，中国经济总体运行仍十分平稳，在管理层加大实施各项“扩内需、稳增长”措施的作用下，二季度经济增长将逐步企稳回升，预计上半年将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仍能实现GDP全年增长7.5%这一既定目标。
增速开年呈现下滑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投资、消费、出口等各项经济数据均呈现放缓趋势。1—2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8.6%，创2009年4月以来新低;投资方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7.9%，创2002年12月以来新低;消费方面，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也呈回落态势;出口方面，2月份出口同比增速从1月的增长7.6%逆转为下降18.1%，为2009年9月以来最低增速;贸易逆差229.8亿美元，为2012年3月以来最大。
“1—2月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短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总需求疲弱，尤其是内需疲弱是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原因。尽管导致需求疲弱的因素近期在边际上有改善，但增长动能仍面临下行风险。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微博]认为，2014年中国经济总体上依然存在增速继续下行的压力。从现在开始到年中，宏观经济将低位运行，表现为新增贷款、社会融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社会零售总额、房地产开发增速等宏观数据与去年下半年相比，将出现一定的下滑。虽然3月经济存在小幅改善的可能性，但预计一季度GDP增速将从1月初的7.5%降至7.4%左右。
三大风险需高度重视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看来，导致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有4个因素：第一，在近几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经济运行具有下滑惯性;第二，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化解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两大任务，这对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带来下行的压力;第三，2014年GDP增长预期下调，虽然有利于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和提高质量与效益，但反过来也对GDP增速下滑产生影响;第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种成本上升，盈利艰难。
“从当前情况来看，我们会遇到三大经济风险的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一是如何有效地把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防止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银行等领域形成风险传递循环;二是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行政性垄断的非贸易部门效率更低，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资源配置扭曲状况尤为突出;三是如何拓展新的增长领域，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微博]也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局势错综复杂远超想象，正处于“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重要关口”，经济增长正经历不同平台之间的转换。而地方融资平台偿债缺口、过剩产能、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几大风险相互联系，互为传导，只要某一环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触发系统性问题。
经济运行总体仍平稳
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专家认为不要有过多的忧虑，因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
事实上，国务院日前已经对此做出重要部署：“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进度，及时拨付预算资金，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专家认为，这进一步释放出“稳增长”的明确信号，有这些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托底，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会扭转减速趋势，重新小幅向上，预计上半年将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
“当前的重点是要加以落实，应该以稳增长、促转型来倒逼改革，加快推出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改革措施。”刘世锦建议，首先要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实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其次要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三是要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和对内开放，打破对民营资本的各种隐性壁垒。
李稻葵预计，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措施是加快简政放权和打破垄断，由此调动民营资本投资。此外，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将寻求更多的作为，尤其是在环保和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各种投资项目将加快，投资力度可能加强。
